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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平台治理的三大规则 |
| 发布时间：2018/10/12 |
| 市场的无形之手与政府的有形之手有效配置资源，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重大命题，而互联网平台的发展为海量资源的精准配置提供了新思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认为，平台治理要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要支持发挥网络配置资源的作用。具体来看，平台治理要站在中央的角度、站在全局的角度看，强调“三个有利于”导向。 一是要有利于全面推进市场化的生产资料分享，助力双创而避免搭便车，尽管十八大提出了“全面推进生产化市场资料分享”，但这个目标尚未破题。 二是要有利于通过分享经济建立公共资源如让收益合理分享机制，一方面将公共资源的收益出让出去，另一方面要通过分享机制合理地收回来，这恰恰是传统经济难以做到、分享经济做起来最顺手的地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薛兆丰也指出，分享经济不是共产经济。 三是要有利于以平台支撑方式推进分享经济，平台治理的最终效果是把中国分享经济做大做强，因此要重视信息化的平台作用，鼓励世界级的支撑服务平台发展，推进分享经济；推动国有企业，以互联网行业平台形式，向公众开放可数字化的国有资产使用权；推动平台服务型政府，开放数据，分享资源，面向社会、个人开放服务应用。 尽管不同领域的分享经济千差万别，分享经济平台的参与主体各有不同，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薛兆丰认为，平台治理需要从制度演化、治理主体、成本收益等角度明确一些共性的原则。一是制定平台治理规则最重要的是看它能否存活下去。根据经济学家阿尔钦1950年写的《不确定性、进化和经济理论》，对于任何社会制度与规则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它符合不符合公平正义，而是它能不能被大多数人所遵守、能不能行之有效地存续下去。 在制定平台治理规则时，任何一个规则的出台在法学家看来是为平台治理问题画上一个句号，在经济学家看来只是画上一个冒号，因为平台的利益相关主体会有相应的对策，规则制定后的最终结果是不是事与愿违，还需要继续观察。二是探索平台治理模式要着眼于政府与平台合作、平台与平台竞争的理念。根据哈耶克1945年写的《知识在社会中的应用》，即使最简单的sf6气体回收装置产品，其生产所需要的知识也不可能被所有人拥有。对于平台治理而言，它所需的知识信息并不完全为单个政府官员、权威人士、专家学者等所拥有，因此政府管平台、平台管个体是平台治理的基本模式，需要认真贯彻下去。 另外，凡是复杂的群体都是通过多中心进行治理的，不可能通过一个自上而下的完美的系统来进行管理。由于分享经济领域的变化日新月异，平台治理需要参照学习英美的所谓习惯法系，以问题为中心治理，不同平台根据各自面临的不同问题形成许多相互竞争的治理中心。三是明晰平台治理策略要从汉德公式出发、比较、权衡推进平台治理的成本收益。所谓汉德公式，是在美国政府诉卡罗尔拖轮公司一案中，由法官汉德(LeamedHand)提出的公式B小于PxL，其中曰表示预防事故的成本，三表示事故一旦发生所造成的实际损失，P表示事故发生的概率，它意味着只有在潜在的致害者预防未来事故的成本小于预期事故的可能性乘以预期事故损失时，才负过失侵权责任。根据汉德公式，平台到底承担什么责任，可能和它需要付出的治理成本、可能带来的损害相关，只有当平台付出的治理成本远远低于治理可以避免的损失时，采取合理的治理策略才是平台应尽的责任。 从汉德公式出发，由于政府不具备相应的知识信息，全盘接管平台治理的成本太高，由政府单独治理是不切实际的，同样由平台全部承担治理责任也不符合汉德公式的逻辑，因此政府与平台合作是平台治理策略的方向。影响了平台治理的推进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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